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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着教育科技和新产品

发布时间:2018-10-09 文章来源:理想教育网 作者:admin 人气:
    我们的学生时代是“大锅饭”,班主任一人管理40-80个学生,其作用主要是督导、管理,批量化生产,根本不会考虑个体差异,为每个学生的未来筹划。而作为学生,也并没有对缺乏关注、茫然而感觉到不妥。分数、排名粗暴的把好、差生的分界线割出一道口子,于是好像葫芦吞枣一样,我们莽撞的冲出了属于班主任的学生时代。如果足够幸运,遇到一个为学生逐一规划将来的班主任,也许会活出另一番景象,而大部分的差生还是在堆放他们的废旧厂房里渐渐被遗漏。
  导师制的出现正在改变过去班主任制的问题,单向的学生管理变得精细化,1对15个的师生比,集体管束变成了个体指导。在每周固定见面时间,老师可以及时发现问题、提供帮助,引导学会自我管理的方法。当然,这只是改革的第一阶段。北大附中正在进一步计划完善导师制,设立首席导师,让学生和老师之间双向选择。
  北大附中所计划的“双向选择”,从课程到师资的自由组合,是投向旧教育体制深潭的一块石子,激发了教学活动中所有分子的活性。学生不再只是等待老师发号施令,老师也不可能继续墨守陈规。巨大的外力,在推动着教育科技和新产品在校园里高效地实施。中国的公立教育长期以来饱受诟病,沉闷的教室,刻板的老师,教条化的知识传递,一考定终身的测评方法简单粗暴…让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转向关注体制外的教育方式。私立的国际学校尽管收高昂的学费,依然备受追捧。以北京建校一年的鼎石为例,200名额的招生开放日,来访的家庭上千。
  家长放弃免费、廉价的公立教育,甘心十几、几十万的学费付出,从表面看是优质教育资源紧缺的无奈之举,实质上很多是对中国式教育模型叛逆式的狂欢。家长对于国际教育有多少理解,对于孩子是否适合这种教育模型,一无所知,人云亦云。
  狂热的中国式教育集体叛逃的背后,我们到底在渴望什么样的教育?
  尊重个体发展的,重视思维培养、知识新鲜、体能结合的全人教育。知识的集散地应该突破校园重重围墙;传统的教室、图书馆甚至是老师都不再是教学中心;学生是推动课程设计、教学改革的动力;科技会更充分、恰当的被应用于学习场景中,提升知识传递的效率。
  北大附中正在进行这样一场教育实验。
  在主教学楼的东侧,学生们正分组围桌而坐,激烈地讨论,他们正在为明德书院制定新一年的计划。明德书院,是北大附中七个书院中的一个。“书院”类似英国私立学院的学院,是由不同年纪的学生自组、自选、自治完成的团体。每个书院都有个性鲜明的章程和活动,以此来吸纳更多新成员的加入。从书院理念打磨,到招新创意、海报设计、活动组织都是由学生一手完成。
  在二层穿行,一侧的书院活动室连在一起,设计各异,或是色彩绚丽,或是突出科技感,学生采购塑造属于自己的风格。而另一侧就是教室,教室门口摆放着一排格子柜,墙上的课表引起了我的注意,上面写着地理教室所有的地理课时间,以及课程老师。课程表传递出一个信息,这间教室不再是某个班级专属的空间,而是从教学的角度出发,围绕课程特色而构造的专业教室。
  从课桌的摆放,就能看出教学理念的“脱轨”。传统的单人单桌被几组蜂巢状摆放的桌椅取代,侧重讨论的课堂取代了以往老师单向的知识灌输。学生作为学习的推动者,积极参与到这场属于自己的成长剧情中。在这种结构下,老师不再是编剧和导演,他的角色是一个启发者、引导者,激发主角潜能,未来可能是剧务,甚至跑龙套的。
  在道尔顿学院,一堂创业课正在进行中。老师主宰课堂的时间被压缩成几个提问,简短的英文说明之后,学生开始思考并热烈讨论,两名助教认真记录着课堂进度。助教通常是道尔顿学院某届的学长,如今已进入美国高校或毕业,回到高中为学弟学妹们提供学业上的帮助。
  和其他公立学校内的多引进国际课程不同,道尔顿学院的课程和教学方法都是本校研发,就比如新开的英文创业课。从课堂形式上看,与其说这是一节高中课,不如说更类似企业内训,推演沙盘。主讲人张璐欧老师更多的时候穿梭于各讨论小组间,观察或者参与小组讨论,鼓励我们这些观察者更近距离的倾听,和他一起扑捉迸发中的思维火花。为了刺激每个人的参与感,讨论小组的分配也是充满流动性的。一堂课结束,老师会根据学生反馈,进一步优化。
  在北大附中这个校园里,“走班制”打破了学科界限、班级界限、师生角色界限,不仅让学生成长,也在推着教学者不断摸索“用户”需求,不断自我迭代。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,教育从宏观调控转入市场经济的时代,供求方的自由选择,最大程度的激发了双方教与学的积极性。“走班”重塑了平等师生关系,衍生出亦师亦友的“导师制”,正在升级中国的教育文化。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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